两位民盟前副主-席对毛主席死心塌地的佩服说明了什么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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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国民主同盟是我国八个民主党派中人数最多的,高级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党派。民盟的老一代领导人,大都与毛主席有过接触,有些还与毛主席有过一次或多次面对面的交流。他们对毛主席的看法,总的来说是大同小异,但也有各自的视角。这其中,担任过民盟中-央副主-席的谈家桢和千家驹对毛主席的看法是很有特点的。回顾这两位著名民主人士的看法,对于我们全面认识毛主席和我们走过的路,仍然很有启示。
  
  谈家桢深刻感受到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和重视
  两位民盟前副主-席对毛主席死心塌地的佩服说明了什么?
  谈家桢是国际著名遗传学家,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之一,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。他于1980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,后来还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、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、意大利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。1951年,谈家桢加入中国民-主同-盟,此后担任了民-盟中-央第五、六、七届副主-席,民盟中-央第八、九届名-誉主-席。
  
  谈家桢在遗传学上取得的成就是国内外学界公认的。在谈到中国遗传学的发展的时候,谈家桢认为:“我可以说,没有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热情支持,就没有中国遗传学的今天。”
  
  他曾经十多次在各种场合见到过毛主席。最使他难忘的是,曾四次受到毛主席的直接接见。毛主席还曾鼓励他按照自己选定的研究路径,即美国摩尔根学派进行研究,不要理会苏联李森科学派的压力。
  
  尽管毛主席多次公开支持谈家桢的“百家争鸣”。但谈家桢的研究之路还是不断遇到干扰和阻挠。不过,谈家桢仍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。1961年年底,复旦大学的遗传学教研室升格为遗传学研究所,成为了国内高等院校的第一家遗传学研究所。担任所长的谈家桢带领一批中青年人向着遗传学高峰攀登。到1966年,这个科研集体共发表科学研究论文50余篇,出版专著、译作和讨论集16部。谈家桢学习美国摩尔根的治学方法,培养了一大批有为的遗传学工作者。
  
  文革期间,谈家桢受到严重的冲击。1968年底,毛主席点名要谈家桢等八位著名专家学者继续研究自己的专业。1970年,毛主席要王震了解谈家桢的研究进展。随后王震两次托人写信给谈家桢,约他一起到全国各地考察。谈家桢非常高兴,认为这是代表了党-中-央,甚至是毛主席本人的意图的,得到单位领导的批准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但是并没有被批准。谈家桢发现:“中国的情况常常如此:尽管当时许多人都竭力把自己打扮成最听毛主席的话,最拥护毛主席的样子,事实上,正是这些人在反-对毛主-席。结果是,毛主席的意思很难贯彻,毛主席的话也变得不大管用。”
  
  谈家桢晚年经常回忆他和毛主席的交往。他认为在与毛主席的几次谈话中,感受最深的有两点:
  
  第一点是发现毛主席知识十分渊博,学贯古今中外,在各个学科都能发表精辟的见解。同时,又高瞻远瞩,以遗传学为例,“毛泽东主席是有远见卓识的。四十多年后的今天,‘明天的时代将是生命科学的时代,明天的世纪将是生命科学的世纪’,已成为世人的共识。”
  
  第二点是深深感受到了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关怀和爱护。他特地指出,“这不仅是对我个人,而且是对整个知识界的关怀和爱护。”“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,毛主席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。我们要完整地理解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想和政策。”
  
  千家驹对毛主席认识经历过曲折
  两位民盟前副主-席对毛主席死心塌地的佩服说明了什么?
  千家驹是我国知名的经济学家,曾经担任过大学教授。解放后出任过中-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等职务。他于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,担任过民盟第五、六届中央副主-席。他是第二至五届全-国政-协委-员,第六、七届全-国政-协常-委。
  
  千家驹曾于1948年12月在西-柏坡和毛主席有过一次交谈。毛主席在得知千家驹是在大学教书的时候,说,“我是大学都没有进过,只在中学毕业,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小职员,‘罕巴郎’(广东方言)8块大洋一个月,张申府便是我的顶头上司。”后来又聊起了中国历史上的农-民起-义和当时正在进行的中-共领-导的人-民革-命。
  
  关于这段历史,朱连法著的《千家驹传》(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)是这样写的:“这次会见,毛泽东在千家驹的头脑中留下的深刻印象是:他对中国的现状认识非常精确,尽管在两-党决-战中已经胜利在望,但他依然非常谦虚谨慎、善于倾听别人的意见。因此,千家驹相信,由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,将充满希望。”(见该书第130页)
  
  由于千家驹在文革期间受到严重冲击,“让他降低了对既有事业目标的信心”(朱连法:《千家驹传》第249页),因而对毛主席,对共产党产生了一种偏激的、极端的情绪。他曾不顾历史事实,把1953年梁漱-溟在全-国政-协会上与毛主席的争辩农村问题,说成是毛主席“泼妇骂街”。但实际上,梁漱-溟很快认识到在全国性的会议上向毛主席“讨个说法”式的争辩是不对的并真诚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,此后一直称赞毛主席对农业的重视。1985年5月10日下午,时任中-共中-央Z-S-J的胡在北京中-南-海会见香港《百姓》半月刊社长陆铿,谈到梁-漱-溟和毛主席争辩这件事时称,梁漱-溟当时是“瞎放炮”,“谈起豁达大度,我们的毛主席是第一位的”。
  
  1989年7月千家驹出走美国。在美国期间,他由一个“服膺马-列主-义达半个世纪以上”的马克思主-义者,正式成为一个佛教徒的。“马克思主-义的佛教徒”看似矛盾,然而可以说却正是他晚年错综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写照。他在美国期间发表了不少文章。其中有篇《唯有和-平演-变才能救-中-国》是比较有代表性的。千家驹在文中认为“改革开放就是和-平演-变,两者是一回事”。有位民-盟领-导层的同志到洛杉矶看望他的时候,读了这篇文章,认为这篇文章说明“他是积极拥护D的改-革开-放的。”
  
  后来苏-东剧-变,“让他(指千家驹)开始怀疑共-产主-义道-路是否可通。”(《千家驹传》第250页)。因此,千家驹赴美后的思想变化是有脉可循。其文章的的偏激性也可想而知。
  
  不过,很有意思的是,作为持有深-圳特区0001号经济学专家聘书的千家驹,他在1984年5月的全-国政-协六-届二次会议上有这样的发言,“对于经济特区的社会性质,千家驹毫不含糊地说:……毫无疑问是社-会主-义性质……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,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我们的指导思想,建设特区是为了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。”(《千家驹传》第223页)
  
  谈家桢1990年夏季访美期间,专程到洛杉矶拜访了与他同年,交谊颇深的千家驹。谈家桢平和地告诉千家驹,他对这位老朋友的境遇表示同情,希望他早日回去;即使暂时不回,也不要写或者少写太直接太犀利评论国-内政-局的文章。谈家桢还表示,他明白千家驹写文章的稿酬是其重要的谋生手段,但可以多写一些总结自身经验和记载中国历史的回忆录。千家驹后来公开表示:谈家桢的话他“听进去了”。
  
  千家驹还是归国了。他对中-国共-产党的执-政能力深表钦佩,坚信:“21世纪中国必将成为世界的伟大的国家”。2001年9月10日晚上11时,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他在民主人士学习讨论时的发言,他说:“毛泽东使中国人民站起来……”
  
  “朝闻道,夕死可矣”。
  
  2002年9月3日,千家驹因病去世。
  
  希望这两位著名的知识分子和重要的民-主党-派负责人的经历,能给今天的人们一点启迪。​​​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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